下游环节深化天然气价格改革实施减税降费扩大天_天然气价格疏导

1.新疆能源矿产开发利用补偿机制

2.2014年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增速为？

3.六部委重磅发声！央行：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让利率继续下行！

4.概述2019年我国经济发展状况,谈谈对“高质量发展”的理解

5.形势异常严峻，机遇千载难逢——点评3月PMI

发改委：将五方面降低涉企收费

将出台10余项措施推进物流降本增效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11日透露，未来发改委将从五方面降低涉企收费。并将持续推进降成本工作，更加注重中长期目标确立和长效机制建设，把降成本与产业转型升级、提升持续发展能力结合起来。

孟玮介绍，发改委未来将继续下大力气清理规范涉企收费，重点开展5方面工作。一是降低企业用电成本，进一步规范电网环节收费，提高两部制电价灵活性，推进区域电网和跨省区输配电价改革，扩大跨省区电力市场交易，结合深化增值税改革降低电网企业税负，降低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征收标准，临时性降低输配电价。

二是降低电信资费。进一步落实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等降费措施，降低流量资费和中小企业专线标准资费，以及国际港澳台漫游资费。

三是降低交通、物流领域收费。规范港口经营服务性收费行为，推动港口企业调减港口作业包干费收费标准。稳步扩大高速公路分时段差异化收费试点，优惠通行费。落实货运车辆年检年审合并工作。

四是加强地方天然气输配价格监管。推动地方抓紧出台省内天然气短途管道运输和配气价格监管规则，及时开展成本监审，重新核定省内输配价格，切实降低偏高的价格。规范输配企业收费行为，清理整顿不合理收费，减轻天然气用户负担。

五是进一步强化收费监管。取消、降低部分服务性收费，建立清单动态调整机制，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收费行为，坚决防止不合理收费死灰复燃。

据介绍，2017年降成本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总体降低成本在1万亿元，其中涉企收费减负就达到1700亿元。

孟玮说，2018年，国家发改委将持续推进降成本工作，以提高实体经济供给体系质量为重点，把降成本与产业转型升级、提升持续发展能力结合起来，持续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

孟玮表示，未来还将继续下大力气深化“放管服”改革，降低制度成本。进一步简化投资项目审批流程，从精简报建事项、开展多图联审、推广区域评价、简化竣工验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等方面，提出进一步精简的举措。全面推行政务服务网上办理，实现数据通、业务通。

同时，继续下大力气推进物流降本增效。未来将在物流领域简政减税降费方面陆续出台10余项政策措施，为实体经济发展营造更好环境。编制国家物流枢纽布局和建设规划，推动构建国家骨干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并开展物流降本增效综合改革试点，打破地方保护和行业垄断，破除制约物流降本增效和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

掌控的经济还是有好处的。

新疆能源矿产开发利用补偿机制

积极的信号似乎在不断出现：7月政治局会议的论调无疑是积极的，政策也正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不过在无“重量级”政策托底的情况下，库存周期似乎被“卡”在主动去库尾声。若有总量政策持续的“接力”以及进一步的“加码”，或许过渡到被动去库的速度能加快。面对即将登场的被动去库阶段，经济和市场将会如何进行切换呢？

一、历次主动去库如何“换档”？

随着6月PPI阶段性见底，市场对于库存周期切换的关注和期待开始升温，那么经济和市场会如何从当前的主动去库向下一阶段切换呢？

本文梳理了2000年以来历次库存周期中主动去库向被动去库转变过程的经济背景，作为本轮库存周期的借鉴。

我们发现在多轮周期中，需求端或供给端刺激政策的推出可促进主动去库向被动去库的过渡。历史上主动去库周期平均维持时间约为11个月，而现在所处的主动去库已长达13个月。内外需偏弱的情况下或许总量政策的适量、适时推出才能加快此轮库存周期中向被动去库的过渡。

1.1.加入WTO及市场化改革的推动（2001.8-2002.10）

加入WTO后的不确定性催生政策出台。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也意味着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影响更加强烈。面对不确定的大环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同发力：财政上继续推动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货币上通过调整利率、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等工具来刺激经济增长，在2002年2月央行实施了1996年以来的第八次降息。此外，为了履行加入WTO的承诺，国家降低了5332种商品的进口税率，关税总水平由15.3%降至12%。还积极落实出口退税政策，促进民营企业出口快速增长。房地产方面，对住房消费取扶持政策、实行消化积压商品房政策，以促进房地产业的积极发展。

在供给端，实行了放松管制、扩大私有部门准入等改革，在国有和私营企业之间引入更多竞争，极大地提高了企业部门的效率，有效淘汰了制造业的过时和过剩产能。在一系列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本轮库存周期成功从主动去库向被动去库转变。

1.2.享受开放的“双顺差”红利（2004.12-2006.5）

对外开放的结构性改革下宏观政策反而是趋紧的。本轮库存周期的特殊之处在于，总量政策更多扮演的是配角的地位。2005年决定实施“双稳健”政策，这也意味着实施7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正式退场，取而代之的是稳健的财政政策。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从提高利率、到适当控制银根、再到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可见货币政策在这段周期的活跃。

房地产方面，面对房价的不断上涨，陆续出台了取消房贷优惠利率、“国八条”、“新国八条”等措施，以稳定房价、规范房地产市场发展。外贸方面，各地出口退税超基数部分中央、地方负担比例由75∶25改为92.5∶7.5，这极大地减轻了地方负担、也促进了外贸发展。消费方面，出台3项配套措施实施药品降价，个人收入调节税起征点也由800元提高至1600元。总体来看，此轮周期中宏观政策的刺激性并不强。

向被动去库的转变更靠“双顺差”的加持。在“双顺差”的背景之下，外需走强使央行外汇占款规模扩张速度加快，从而拉高M2供给水平。市场流动性的上升带动居民消费和投资意愿的重新提振，使工业企业产能过剩的现象有所好转，这也带动了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刺激了企业加大投资和扩大生产的意愿，从而使库存周期成功从主动去库转变为被动去库。

1.3.金融危机下的“火力全开”（2008.8-2009.8）

全球压力测试，需求政策“火力全开”。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期，国家推出了大批刺激政策以促进经济的恢复和稳定运行。财政政策方面，实施了“四万亿”的拉动内需，以提高居民投资和消费支出、带动经济增长。这四万亿元的资金主要投向基础设施、新兴战略产业、房地产等领域，也很大程度上提振了我国的制造业投资增速，尤其是钢铁及有色等上游行业产能复苏显著。同时，还降低证券交易税、取消利息税，大力减轻企业和个人的负担。货币政策方面，为维护流动性稳定，央行多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并降低再贴现率。

此外，在房地产方面也实行了宽松的调控政策，如首套房房贷利率七折、支持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融资需求、下调最低首付比例等。出口方面同样实行了鼓励政策，包括连续多次提高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调整加工贸易限制类和禁止类目录、进一步加大对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发展的扶持力度等。在外需走弱的情况下，国家进一步增加财政补助规模来稳住内需，消费方面相继实施了家电下乡、汽车摩托车下乡、家电以旧换新、汽车“以旧换新”等政策。

受强刺激政策的影响，本轮主动去库也是历次库存周期中持续时间最短、对需求的拉升最为明显的。

1.4.欧债危机下的适度刺激（2011.8-2013.8）

欧债危机、出口降温下迎来新一轮刺激政策。从2012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长步入“新常态”阶段，与之相伴的是GDP增速的放缓。同时在欧债危机、世界经济增速减慢的背景之下，作为“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增速回落明显，我国经济再增阻力。

鉴于此，2012年央行在2月24日、5月18日连续下调两次存款准备金率、又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内两度降息，这种降息频率在历史上并不多见，并且此次还启动了非对称降息，这足以体现“稳增长”的意图。还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结构性减税政策，在2012年启动“营改增”试点工作为小微企业减负，同时加快出台中小企业购、节能环保产品消费扶持和流通产业改革等政策，对提振市场信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房地产方面，为了遏制房价过快上涨，政策上继续以巩固房地产调控成果为基调，持续加强各项调控措施。外贸方面，为支持对外贸易的发展，我国确定了加快出口退税进度、扩大融资规模、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等政策措施。消费方面，调整和优化消费环节税收结构以拉动消费需求，同时推出一系列涉及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的消费刺激政策。

国家也同步推出了供给端相关政策：出台政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淘汰落后产能；出台《“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鼓励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在需求端和供给端措施的协同发力下，向被动去库周期过渡的步伐加快。

1.5.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出清（2014.10-2016.7）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使过剩行业加快出清。2015年11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被首次提出，以扩大有效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2016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供给侧改革的号角被全面吹响。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中，“去产能”和“去库存”两大主线位居前列。在供给侧改革的倡导下，相关行业利润上行通道被打开，尤其是煤炭、黑色金属等行业的利润涨幅十分显著。这也为工业企业从主动去库向被动去库的过渡按下“加速键”。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除供给端政策之外，需求端政策也在发力。货币政策在整体依旧稳健的情况下保持灵活适度，为稳增长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2015年全年，央行共有7次挥起了降准降息的调控工具，其中两次降准、两次降息、三次“双降”。如果再算上2014年底的两次降准，央行在不足一年时间内释放流动性的频次达到了9次之多。财政政策上赤字规模、负债规模均有所扩大；同时，还加速推进PPP项目，并建立专项建设基金。

房地产方面又迎来新一轮的调控政策，包括但不限于下调首套房首付比、调整房地产交易环节契税等举措，同时棚改货币化的启动对楼市进行刺激。针对进出口的不利形势，中国出台了多项外贸稳增长调结构政策，在规范进出口环节收费、优化进口关税结构、优化出口退税率结构等方面作出努力。除此之外还推出了一系列促消费稳增长政策，包括鼓励符合条件的民间资本、国内外银行业机构和互联网企业发起设立消费金融公司，以便向消费者提供无抵押、无担保小额信贷，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1.6.疫情冲击下的“重生”（2018.11-2021.2）

疫情背景下的复苏之路。在疫情期间，库存经历了被动积压的过程，工业去库压力较大。为稳定经济，财政政策方面，启动了抗疫特别国债、减税降费、提高地方专项债发行规模等措施；货币政策方面，央行实施了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对中小银行定向降准、下调再和再贴现等措施，同时央行还将“支持实体经济”作为三大确定性方向之一。

房地产方面，地方在土地出让及房地产交易环节为市场、企业减压：土地出让政策包括取消限制性规定、增加优质土地供应、延期或分期缴纳土地款、延长竣工期限；房地产交易政策包括放松预售、放松限价、人才新相松绑限购、购房补贴、公积金政策调整。外贸方面，中国提高超千项产品出口退税率，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外贸信贷投放，落实好延期还本付息等政策。

在疫情冲击下，供给侧面临产业链供应链存在堵点卡点的问题，通过鼓励“互联网+”发展、协调解决企业遇到的实际问题、抓好重点地区重点行业复工复产等举措，强化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助力工业经济稳定发展。在一系列强刺激政策的作用下，经济和制造业企业迅速走出了疫情的“淤泥”，也顺利完成了向被动去库周期的过渡。

二、去库周期切换下的经济景气度表现

在几轮库存周期中，金融危机时期和疫情时期推出的总量政策体量较大，这也使这两轮周期不仅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的回升幅度大、去库速度较快、PPI步入企稳回升通道以及新增人民币规模扩大，而且宏观经济景气、消费者和企业信心的恢复更加“强势”。

总体而言，宏观经济景气指数随库存周期转变较为明显，由主动去库向被动去库转变时，宏观经济景气指数通常呈上升趋势。同时PPI同比步入筑底阶段，而消费者信心与企业景气指数的反弹往往略滞后于库存周期切换的时点。为了助力制造业更好地渡过主动去库周期，信贷投放力度在主动去库时期也会更强。出口金额的上升也有利于库存周期逆转，但出口的企稳略显“波折”。

加入WTO及市场化改革的推动：内外需的“双轮驱动”。2001年加入WTO以后，中国的经济运行状况、消费者信心、企业景气程度以及出口金额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增长趋势，带动新增人民币增长。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在去库后半阶段呈现出更明显的增长趋势。消费者信心指数逐步进入企稳通道，企业信心以及出口金额在主动去库阶段结束后触底反弹，且升幅显著。外需与内需的“双轮驱动”促进了主动去库向被动去库的转变，同时也带动了PPI的触底回升。

“双顺差”格局的强化：企业信心起、消费信心落。在“双顺差”强化的背景之下，国际收支顺差使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显著提高了中国抵抗国际市场风险的能力，宏观经济景气和企业家信心呈上升趋势。但持续的双顺差也带来经济的失衡：大量的人民币结汇增加了国内市场货币投放量的同时也带来了通胀压力，致使消费者信心在波动中下降。不过受益于库存周期的转变，PPI降幅有所收窄。

金融危机时期的刺激方案：逆境中的反弹。2008年金融危机严重阻碍了全球经济的发展，在此情形下，中国取了大批刺激政策以提振内需、弥补外需的不足。2009年宏观经济景气指数的下滑态势得到有效遏止，并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形势的整体回升。消费者和企业信心也在强刺激下步入上升通道。但主动去库到被动去库的切换点上离信心的完全恢复还有一定距离。

欧债危机下的经济刺激：“弱刺激”下的弱复苏。2011年GDP增速逐季回落，中国经济增长步入相对“疲软期”，宏观景气指数的下滑趋势还将延续。在国内外宏观经济复苏放缓的作用下，企业信心和对外出口增速也同步回落。本轮库存周期逆转的动力来源于消费和基础建设投资。消费刺激政策的重新布局使消费信心在波动中略有上升，助力主动去库向被动去库的转变、以及PPI的企稳回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出清：“波折”中的前行。此轮周期中，在出口下滑和投资增速持续回落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增长出现超预期下滑。生产价格水平的持续回落和高涨的债务也让企业经营面临下行的压力，企业景气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不断走低。而随着供给侧改革的实施，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在2015年末跌入低谷后迅速反弹，并保持在稳定水平。投资也较大程度上弥补了消费者信心企稳的不确定和民间投资的下滑，实现了库存周期的逆转，也带动了PPI的反弹。

疫情冲击下的“重生”：触底后又迎反弹。2020年爆发的疫情给各项经济指标带来较大冲击，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一度跌入“过冷”区间，居民消费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这也间接导致了企业家信心与企业景气程度迅速降低。而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再加上一系列刺激政策的落地，国民经济开始稳定恢复，同时供需两端同步回暖，对居民和企业需求起到了提振作用。同样，出口金额也在此次逆境中短暂回落后迅速反弹，同样属于本次的库存周期逆转的主要因素之一。

三、_去库周期切换下资产表现如何？

库存周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经济景气度，也与资产价格的走势息息相关。通过对历史的复盘，我们发现当库存周期从主动去库过渡到被动去库后，股市涨势会更加显著、10年期国债收益率逐渐步入企稳、商品价格上行趋势显现。

此外，结合历史平均趋势来看，股市、债市、大宗商品市场拐点出现的先后顺序为：股票>大宗>债券。

不过大类资产的走势并不仅仅和库存周期相关，还受长周期、政策、极端情况下的市场情绪波动等因素影响，所以在部分去库周期阶段资产价格变化与此趋势存在背离。

3.1.股市：迎来拐点？

被动去库阶段迎来股市涨幅。主动去库对应着经济的下行压力较大（政策效力不足或者尚未完全体现），股市表现比较消极。而当库存周期步入被动去库阶段之后，宏观经济景气度的上行也为股市的企稳反弹提供了经济和心理的基础。结合图12来看，在大多数库存周期中，被动去库的到来与万得全A的上涨几乎“如影随形”。

不过在第五轮周期（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出清”）中，被动去库阶段股市表现比主动去库阶段更加逊色，我们分析可能原因在于2016年初股市受到来自于人民币快速贬值和资本外流加速的较大压力。

3.2.债市：转向可能没那么快

除股市以外，被动去库往往也会导致国债收益率的走强。当库存周期处于主动去库阶段时，债券收益率下跌的态势较为明显。当库存周期完成从主动去库到被动去库的切换后，国债收益率将企稳寻底，但是能否会转而上升——时点和幅度都与彼时的经济、政策环境有关。

3.3.大宗商品：上涨是大概率

主动到被动去库的过渡也意味着大宗商品价格拐点的到来。在大多主动去库阶段，大宗商品价格均以不同程度呈现出下滑趋势。而随着主动去库阶段的结束，被动去库阶段需求和情绪的回暖，有助于大宗商品价格的企稳回升。不过通常大宗商品价格的拐点会略微滞后于主动去库转为被动去库的切换点。

四、“春江水暖鸭先知”：什么行业会率先启动复苏？

纵观历次去库周期，上游原料加工以及中游装备制造业往往引领着“主动”向“被动”的切换。不过工业企业利润结构走向更多由政策驱动，比如2016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应本文中的第五轮周期）使煤炭、黑色金属等上游行业的营收跌幅明显收窄。

根据工业生产库存周期，从主动去库到被动去库时期，库存持续下行，而营收表现为“U”型（如图17所示）。因此，在分析不同行业的去库情况时，我们可以把问题简化为观察哪个行业的营收会率先迎来“U”型拐点：

营收同比增速出现“U”型拐点

细分行业营收同比拐点领先于工业整体营收同比拐点（图18中标记为红色阴影）

细分行业营收同比拐点同步于工业整体营收同比拐点（图18中标记为橙色阴影）

细分行业营收同比拐点滞后于工业整体营收同比拐点（图18中标记为灰色阴影）

营收同比增速未出现明显的拐点（图18中无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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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来看，上游原料加工以及中游装备制造业引领着工业营收的复苏。通过复盘2000年以来历史上的六轮库存周期，我们发现上游的非金属矿物制品，中游的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子制造业、水生产，下游的汽车制造业、造纸业营收增速率先触底反弹的可能性更高。而上游的有色金属冶炼、化学原料制造业、橡胶制品业，中游的仪表仪器制造业、金属制品业，下游的家具制造业营收增速拐点往往与工业整体进入被动去库的时点相对应。

不过工业企业利润结构走向也会由政策驱动。比如在2012年“鼓励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对应本文中的第四轮周期）的倡导下，中游装备制造业营收回升明显。2016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应本文中的第五轮周期）又使上游行业的利润上行通道率先被打开，尤其是煤炭、黑色金属等行业的营收跌幅明显收窄。

这一轮有何不同？今年以来工业企业利润复苏情况为“中游>下游>上游”，这样的复苏格局带动中游利润占比的不断攀升。受房地产低迷以及商品价格下跌的影响，上游是本轮工业利润缩水的主要领域，尤其是煤炭开、石油和天然气开、黑色金属矿选业等领域盈利情况“原地踏步”甚至发生倒退。相比之下，中游行业的表现更加“亮眼”：

从公用事业板块来看，疫后工业的复工复产带动能源需求的提升。同时公用事业板块的利润通常由煤炭（投入）和电力（产出）的相对价格决定：基于现在煤价下跌、电价上涨的情形，公用事业行业盈利从中受益。从中游装备制造业来看，得益于国家对高科技制造业和新能源行业的政策支持，目前中游装备制造业（尤其是通用设备、专用设备、电气机械、运输设备等领域）利润增速表现亮眼，剔除公用事业后的中游利润占比同样处在上行通道。

五、_风险提示

政策推进不及预期。历史并不能代表现在，总量政策的落地仍存在不确定性。

工业企业复苏不及预期。距离内需提振或还有距离，工业企业去库长路漫漫，导致企业利润复苏进度放缓。

疫情二次冲击风险对出口造成拖累。疫情二次冲击风险尚未完全排除，对全球贸易影响仍具不确定性。

2014年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增速为？

要实现矿产开发利用有效补偿,必须承担更大的责任,对此应建立起法律约束机制、财政转移支付机制、生态补偿机制、区域协调机制和市场价格机制等,而且要协调好各机制间的关系,建立起良好的互补性关系和替代性关系,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各个相对较独立的机制的作用,让整个经济补偿机制的效用发挥到最大。但目前这些机制相互交叉,相互制约,“缺位”和“越位”的现象大量存在,严重影响了整个系统作用的发挥。因此目前当务之急就是要对各机制定好位,让这些机制成为各自相对较为独立的、完整的系统体系,同时还需处理好它们的关系,然后在各自的框架内建立起这些机制。

6.3.1 矿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

目前,我国的矿产价格并不能够有效、真实地反映矿产的市场供求关系、稀缺程度及环境成本,缺乏对投资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激励和约束作用。性产品的价格构成不合理,性产品生产过程中破坏和环境污染的治理成本没有在其价格中体现。的价值既没有在价格中得到充分体现,也没有在国家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得到足够补偿。现行的矿产价格体系既不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构建节约型社会,也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为此,要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逐步理顺性产品价格关系,从加快体制改革和企业改革,健全市场体系,完善相关配套政策等方面入手,创造有利于推进性产品价格改革的外部环境,逐步建立起能够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稀缺程度以及污染损失成本、代内与代际公平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

6.3.1.1 矿产产品价格改革的基本原则

市场取向,调控。产品价格改革要充分发挥和市场的双重调节作用,但如果矿产价格形成过程中过多受行政手段干预,价格杠杆将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要逐步全面放开对矿产的价格管制。一方面,在具有竞争潜质的领域,通过引入竞争机制,放松对价格的直接管制,让价格在市场竞争中形成,充分发挥价格信号引导市场供求、优化配置的作用,促进的节约与合理开发,提高利用效率;同时,对这部分性产品价格,必要时,主要依靠间接手段加以调控。另一方面,对部分不能形成竞争的经营环节,要加强和改进的价格监管调控,确保市场平稳运行和国家经济安全。

统筹兼顾,配套推进。价格是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综合反映,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对价格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市场体系的完善,并且需要财税政策等方面的配合支持;性价格的变动,又涉及生产、流通、消费各个方面。因此,推进性产品价格改革,必须统筹兼顾,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这是顺利实施改革的重要条件。

完全成本,充分补偿。价格的合理性关键在于企业成本核算是否真实、完整。矿产开发企业成本必须准确反映它的成本、生产成本和环境成本以及企业退出和发展成本。成本是企业获得矿业权的全部支出,生产成本是企业生产过程全部费用支出,环境成本是开、运输、加工过程中对环境破坏的补偿成本,退出和发展成本是企业用于开发新的,寻找替代而进行的投资费用。开发完全成本加上不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合理投资收益率就应该是合理的价格。

6.3.1.2 矿产产品价格改革的基本内容

一是推进市场化导向的价格机制改革。矿产产品价格改革必须与市场化相配,一是产品成本要充分反映对勘查、对生态和环境恢复的补偿要求,保证可持续利用;二是产品价格要反映市场的供求状况,有利于节约和保护,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三是在矿产价格因素中考虑生态补偿费用,并形成与其他商品的合理比价。

二是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的作用。从我国原油、煤炭市场实际出发,与国际市场紧密联系,让价格能够准确反映市场变化。加快培育、建立和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促进产权和产品在不同行业、部门、地区之间自由流动,尽快形成市场决定性产品的价格机制和全方位的竞争格局,逐步放开对矿产的价格管制,最终建立一个以市场为基础和适当干预下的矿产价格形成机制。

三是要完善产品价格构成要素。目前,矿产的价格并未反映其完全价值,并未包括其全部所有成本,这直接导致矿产价格偏低。为此,建立和完善价格形成的成本费用核算框架,在产品价格构成中体现完全成本,将的开发成本、耗竭补偿成本、开发环境污染治理成本、代内与代际公平成本、企业退出成本列入企业成本开支范围,完整准确地核算矿产真实价值。

四是取有效措施,积极培育产权评估机构和专业经纪公司等市场中介组织,以提高市场交易效率和交易深度[87]。

五是加快型企业改革,通过加快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建立健全企业激励和约束机制,使企业更加自觉地接受市场价格的引导。

6.3.2 矿产开发利用生态补偿机制

矿产开发过程中给周围生态环境带来了负面影响,侵害到当地居民的环境权益,威胁到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必须对环境污染和破坏造成的生态环境功能损失以及当地居民环境权益的损失给予补偿。建立矿产开发生态补偿机制,实质上是对发生冲突的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平衡的内在要求,是实现生态代内公平、代际公平、自然公平以及公平秩序的基本途径。生态补偿机制是调整损害与保护生态环境的主体间利益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核心包括对生态环境破坏者和受益者征费和对保护者进行经济补偿,它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有效激励机制。目前,我国以矿产税、矿产补偿费、探矿权使用费和矿权使用费、探矿权价款和矿权价款为主要内容的矿产补偿机制,不是以矿产开发过程中生态功能恢复、维护、提升为目的而制定的,主要是偏重于补偿自身的经济价值以及调节级差收入,没有考虑到补偿环境价值和公平价值,离真正意义上的生态补偿还有一定距离。为此应尽快建立以市场调节为手段,以法律保障为前提的生态补偿机制。重点解决好补偿主体、补偿标准、如何筹集补偿资金以及如何补偿等问题。

6.3.2.1 矿产开发利用生态补偿机制构建思路

矿产生态补偿是一个系统工程,按照“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方针和“破坏者恢复、使用者付费、受益者补偿”的原则,建立多元化、多渠道的生态补偿资金投资和保障机制。不断强化国家财政的纵向补偿方式,在国家财政转移支付项目中,可以适当增加生态补偿项目,建立激励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的财政补贴制度。积极探索矿产生态的区际横向补偿方式,实现各个地域的协调发展。进一步完善矿产生态的市场补偿方式。积极运用市场化运作,探索排污权交易、交易、生态建设配额交易等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方式。最终建立起以主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涵盖、地方区域和行业多层次的、多样化的生态补偿方式。从法律层面上明确生态损害的责任、补偿标准和修复义务等。逐步将生态补偿机制纳入到矿产开发保护的法律体系中。

6.3.2.2 矿产开发利用生态补偿遵循的原则

(1)破坏者付费原则。矿产开利用给矿区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上的破坏,矿业开发企业应该对其产生的负面影响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按照权利义务对等原则,矿业开发企业给开地缴纳一定的补偿费用,用于对当地生态环境的改善、恢复和治理,使其尽量恢复到原有的生态水平。

(2)使用者付费原则。矿产是经过长期的地质作用过程而形成的,具有稀缺性。矿产开发者和使用者有责任和义务对其使用矿产的行为而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和矿产价值损失进行补偿。因此,在矿产开发中,应该按照使用者付费的原则,由生态环境占用者即矿产开发企业在取得开发权时向国家缴纳使用费。

(3)受益者付费原则。凡是从生态建设中获利的受益者,包括自然的开发利用者、污染物的排放者、产品的消费者和其他生态利益的享受者,均应按照“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对生态环境的自身价值予以补偿。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形成对生态供给者的长效激励机制,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形成对生态受益者的约束机制,改变以往受益区普遍存在的公共消费“搭便车”的心理。

(4)保护者得到补偿原则。对生态保护和建设作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对其投入的直接成本和因保护而丧失的机会成本应给予补偿和奖励。与此同时,应取激励原则,调动广大群众的生态保护积极性,使群众乐于广泛参与到生态保护的工作中来。从现实情况来看,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多是生态脆弱区,生活在本地区的居民相当一部分比较贫困,因此,在推动生态补偿过程中应注意横向生态补偿与扶贫工作相结合。贫困与生态环境恶化既互为原因,又互为结果,因此生态环境的改善必须与发展经济、摆脱贫困相结合。

(5)主导、市场推进的组织原则。这个原则也就是要求引导与市场调控相结合,充分发挥在生态补偿机制建立过程中的引导作用,结合国家相关政策和当地实际情况,研究改进公共财政对生态保护的投入机制,同时要研究制定完善调节、规范市场经济主体的政策法规,引导建立多元化的筹资渠道。通过市场化的运作,逐步建立和形成良性的生态补偿机制,促进生态的保护和合理开发。通过上级对下级、国家对地方的纵向公益补偿和区域之间、上下游之间的横向利益补偿,逐步实现全方位、全覆盖、全过程的生态补偿。

(6)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总体来看,矿产生态补偿的过程就是生态的所有受益者向生态的供给者付费的过程,生态的管理者在其中充当两者利益的协调者。生态补偿的过程涉及多方利益调整,需要广泛调查各利益相关者的情况,合理分析生态保护的纵向、横向权利义务关系,科学评估维护生态系统功能的直接和间接成本,研究制定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程序和监督机制,确保利益相关者责、权、利相统一,做到应补则补、奖惩分明,以期达到共建共享、双赢发展的目的。

6.3.2.3 矿产开发利用生态补偿方式

矿产生态补偿的方式按照不同的准则有不同的分类体系。按照补偿方式,可以分为资金补偿、实物补偿、政策补偿和智力补偿等。按照空间尺度大小,可以分为生态环境要素补偿、流域补偿、区域补偿和国际补偿等。按照补偿方向,可以分为纵向补偿和横向补偿。按照补偿手段可以分为三种:一是财政转移支付,如国家通过加大对西部重要生态功能区域的财政转移支付,补偿该地区保护生态环境而导致的财政减收;二是项目支持,如对各种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项目、生态环境重点保护区域替代产业和替代能源发展项目,以及对生态移民项目等的资金支持;三是征收生态环境补偿税(费)或要求生产者、开发者、经营者支付生态环境保护的信用基金(姚明宽,2008)。以上补偿模式各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都更多地偏重于市场。

按照实施主体和运作机制的差异,生态补偿方式主要有补偿和市场补偿两大类。

(1)补偿。补偿是指国家通过非市场途径对矿区生态环境进行的补偿。比如直接给予财政补贴、差异性的区域政策、财政援助、生态保护项目实施、减免税收、利率优惠等。补偿是基于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性质和环境受益者主体的不确定性。从本质上说,它属于行政补偿。补偿是把国家作为补偿主体和实施主体,把地和居民作为补偿对象,以财政补贴、政策倾斜、项目实施等作为补偿手段,以实现国家生态安全、区域协调发展与社会稳定的目标。这种补偿模式是矿产生态补偿最重要的形式,也是目前比较容易操作的补偿方式。

(2)市场补偿。市场补偿是由市场交易主体根据制定的生态环境补偿标准,在法律法规的约束下,利用经济手段,通过市场行为对生态环境进行的补偿。通过市场机制,让开发利用生态环境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承担相应的生态环境补偿费,其前提是生态的合理定价。市场补偿主要包括:①排污费。矿区排放污染物品的开发企业依照其排放污染物的数量及影响缴纳一定费用。②环境产权交易补偿。通过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权利即排污权(这种权利通常以排污许可证的形式表现),并允许这种权利像商品那样被买入和卖出,以此来进行污染物的排放控制。上海、广州、深圳在排污权市场交易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可以借鉴。③环保产业。成立专门的环境污染防治或生态环境治理公司,通过市场运作,以满足排污企业降低污染治理成本的需要。

6.3.3 矿产开发利用产业援助机制

开发利用产业援助机制是指国家通过资金和项目支持、财税扶持、政策倾斜、减轻企业负担等方式,对枯竭而走向衰退的地区和产业进行直接援助,或通过优惠政策和支持发展接续产业进行间接援助,以促进型地区或城市可持续发展。总的来看,我国矿产产业援助机制还不健全,主要表现在援助政策比较分散,援助补偿标准不够合理,缺乏系统的产业援助补偿设计。新疆作为以油气开为主的能源基地和原材料供应地,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但由于缺乏矿产产业反哺政策、产业转移援助政策和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援助政策等,同时也面临着产业结构性矛盾突出、就业压力逐年增大、后续产业严重不足、生态环境压力巨大等问题,极大地影响了矿区产业的协调发展和矿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建立和完善矿产的产业援助机制势在必行。为此,要按照统筹矿业与其他相关产业协调发展、统筹矿业开发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统筹矿业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构建矿产产业援助机制,促进新疆地方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88]。

6.3.3.1 矿产开发产业援助机制构建的基本原则

(1)长期利益与近期利益相结合的原则。在开发和接续产业确立与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近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关系,避免为了当前的利益而牺牲长远的利益,不能为了当代人的利益而牺牲后一代人的利益,在开发中不能竭泽而渔。处理不好长远利益与近期利益的关系势必会影响到型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坚持长远利益与近期利益相结合的原则是型区域在经济发展中要坚持的首要原则。

(2)开发与体制机制创新相结合的原则。合理的开发需要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和完善的运行机制作保证。只有通过加大体制、机制创新,才能促进经济建设与开发联动,才会形成经济、社会与、环境相促进、和谐发展。国家通过技术、资金、项目援助等方式可以改善和缓解型地区的矛盾,但只有通过转变思想和体制创新,才能增强自主发展能力,提高自我造血功能,才能促进型地区真正摆脱经济发展落后的局面。

(3)禀赋与产业软化相结合的原则。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看,禀赋并不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例如,日本、韩国等国家,比较匮乏,但却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在全息化时代,随着知识经济步伐的加快,以禀赋决定产业布局的发展理念正在改变,软化的观念正逐渐被大家关注和认同,这是产业变动中的一个新特点,也是国家产业政策未来的走向。型地区,一方面要注重提高开发利用效率,提高开发利用的技术层次和水平,另一方面要注重产业软化研究,特别是研究国外贫乏地区的产业发展规律,逐步摆脱对禀赋的路径依赖。

6.3.3.2 矿产开发产业援助机制的基本内容

一是建立企业反哺机制。对处于形成期的型企业,应从提高技术含量入手,走集约化利用、内涵式挖潜和扩大再生产的道路,通过国家政策扶持和引导,使其尽快进入鼎盛期。对处于鼎盛期的型企业,国家应从其实现的收益中按照一定比例提取开发补偿基金,用于地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和修复,为发展替代产业和接续产业积累资金,支持型企业生存发展和型城市转型。对处于衰退期的型企业,国家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按照国际惯例,通过减轻相关产业和企业的税赋,扶持其下游产品加工企业,发展替代产业和新兴产业,以实现衰退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建立接续产业援助机制。发展接替产业是型地区走出枯竭困境的根本途径。国家应支持型地区发展精深加工和非型产业,提高产品附加值,延长优势产品的产业链,增强型城市的综合竞争力。通过国际间和地区间的产业转移,实现型城市转型的自然过渡。对由衰退产业转产而发展起来的接替产业,国家应给予税收、信贷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在型城市转型过程中,国家可适当放宽其直接利用外资和境外融资方面的限制,国家政策性和金融贷可适度向枯竭型城市倾斜。

三是建立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机制。适当加大国家转移支付力度,从上缴国家的矿产补偿费中提取一部分返还给输出地区,建立接替产业发展基金,重点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国家通过加大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的力度,增加对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性项目的国家财政资金和国债资金投入。加大对衰退产业集中地区再就业资金的支持力度,设立再就业保障金,扩大再就业政策的覆盖人群范围,在开发公益性岗位、劳动力市场建设、再就业培训等方面给予资金支持。

6.3.4 矿产开发利用的财政补偿机制

型城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许多问题,部分原因在于我国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补偿机制。为此,国家需要建立科学的补偿机制,一方面缓解枯竭的型城市已经出现的问题,另一方面预防新兴的型城市走上枯竭城市的老路。

6.3.4.1 改革税费,创建新型补偿机制

良好的补偿机制具有内在稳定功能,可保证型城市在转型期内经济平稳过渡。我国目前的开发利用补偿主要由矿产补偿费、探矿权矿权使用费、探矿权矿权价款和税组成。就实际情况来看,矿产补偿费、探矿权矿权使用费对开发难以起到很好的补偿作用,而税也很难适应我国现有宏观调控目标的要求,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整。要真正发挥出补偿机制的内在稳定功能,仍需对于税、矿产补偿费、探矿权矿权使用费制度进行充分的调整和改进。

6.3.4.2 运用财税政策引导型城市产业向多元化发展

一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型城市转型。型城市的产业结构一般是“二产”占很大比重,“一产”和“三产”比较薄弱。因此,型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应放在“二产”的内部结构优化和“三产”的比重提高方面。通过大力发展油气化工产业、煤化工产业、煤电化一体产业,实现“二产”内部结构优化。在“三产”方面,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现代物流业、环保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等。

二是运用财税政策支持接续产业发展。从国外型城市发展经验来看,实现型城市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加快型城市接续产业发展。通过对接续产业给予税收等政策方面的支持,加大对型城市财政转移力度改善投资环境,加强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的建设,以吸引外来企业投资,从而改变型城市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的局面。

三是要通过政策扶植型城市转型。大部分型城市都属于地级以下城市,基本上没有权力出台支持城市转型的政策。加快型城市转型需要的政策扶植,国家应出台一些具有普惠性的产业、财政、税收和土地政策,为型城市转型提供制度保障。

四是运用财税政策促进科技进步,带动型城市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力,型城市应通过利用先进科技来改造传统产业,吸引企业和研究机构围绕新兴产业和新产品的培育进行技术创新活动,从而培育出新兴产业和产品,调整型城市的产业和产品结构,促进型城市由单一经济向多元经济转变。

6.3.5 矿产开发利用补偿法律机制

虽然我国相继出台了有关法律和政策,但缺乏针对矿产开发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法实施细则》、《矿产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中虽然也制定了有关矿产开发利用补偿的相关内容,但不够具体,对补偿的标准、补偿的方式都缺乏详尽的规定,在实际操作中难以调控。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对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在开发中进行利益分享的渠道作了规定,可以作为建立开发利益分享机制的依据,但由于该法律仅仅在宏观方面进行了规定,在具体措施和标准方面并没有细化到位,导致有些条款无法得到实施,缺乏可操作性。

另外,我国现行的矿产补偿机制偏重于补偿自身的经济价值,没有考虑到补偿环境价值和公平价值。而且,对矿产经济价值的补偿也不充分,与矿业发达国家征收的权利金相比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不足以体现矿产的实际价值,尤其是代际间的耗竭性补偿价值。现行法律对矿产补偿的规定还有诸多不完备的地方,需要制定相关配套的法律文件,修改完善补偿立法框架和内容体系,明确自然开发和生态环境建设及补偿的范围、对象、标准、方式和法律责任,健全矿产补偿机制,确保补偿有法可依。切实保障地居民在开发中的利益分享。

6.3.6 矿产开发利用利益补偿机制

建立所在地补偿机制旨在通过加大国家对所在地和居民的补偿力度,以弥补地方和当地居民由于开发所蒙受的损失。在开发与利用过程中,主要涉及中央、地方、开发企业以及当地居民等多方的利益。但是,在我国现行利益分配机制中,利益分配明显地忽视了地方和所在地居民的利益。如何统筹各方利益,实现共生共赢,事关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更关系到新疆民族地区社会和谐稳定。建立开发利用利益补偿机制关键是要按照矿产所有权特征,以产权为纽带,通过矿产开发各利益主体共同参与矿产的开发,合理分享矿产开发收益。

一是矿产产权分解制度,即在矿产国家所有的前提下,保证矿产产权在法律上清晰,使各利益主体在矿产产权中所占比例趋于合理化。将矿产收益按照国家所有权、企业产权、地方产权和自然人产权进行分解,并使四方利益主体获得科学合理的各自权利是共享机制的核心。

二是矿产开发利益分享制度,即根据各利益主体在矿产产权中所占的比例,通过矿产开发运营,对矿产所获收益进行分享的制度。矿产开发收益分享制度可以在保证国家和企业收益的基础上,使地方和矿产所在地居民获得合理的收益,从而将从根本上减少矿产开发中的冲突、摩擦和短视行为[89]。

三是矿产所在地利益补偿制度。即通过加大国家对所在地和居民的补偿力度,以弥补地方和当地居民由于开发所承担的额外成本。利益补偿制度主要通过完善税收制度和建立自然的折旧补偿制度得以实现。通过减税和加大税收返还力度等多种方式,增加中央对所在地的地方以及居民的经济补偿。通过对实行折耗补偿,建立耗减及补偿账户,加大对现有开发与利用企业的折旧与耗减核算,实现的资产化管理,从而避免在开发与利用过程中的流失和消减。

四是完善税收制度,通过加大税收返还力度,扩大地方补偿费留成比例等多种方式,增加中央对所在地以及居民的经济补偿。

五是完善产业关联配套机制。建设一批节能高效的工业项目,使石油、煤炭转化成其他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向外输出,并由此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地加工,延伸产业链条,支持地方下游和产业的配套发展。中央企业与地方分工协作机制,错位发展煤化工等深加工产业,形成共同发展的格局。

六是在分配上,给所在地一定的政策优惠。新疆是我国主要的能源矿产的供给地,大量油气、煤炭要调出自治区,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服务。地方,特别是所在地,留下的份额极小,从而影响了所在地的利益。为解决这一问题,建议国家应合理分配调出量和留当地深加工量的比例,给予新疆石油、天然气一定的调配权,适当增加原油、天然气在新疆本地留存份额,作为当地深加工的原料。

六部委重磅发声！央行：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让利率继续下行！

一、2014年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增速为？

2014年，金融业增加值增长10.2%，高于第三产业增速2.1个百分点；金融业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15.3%，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上年的5.9%跃升至7.4%，一举突破“十二五”以来5%左右徘徊的格局。

全国网上零售额相当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0.6%，上升2.7个百分点。因互联网、移动支付而勃发的新金融成长之快，足见电子商务新业态对促流通、扩消费、惠民生的积极作用。

新产业、新业态对经济增长的牵引力不断加大，如制造业龙头广东如今正向第三产业强省转型。

二、余额增速是较年初还是叫上年同期,金融业增加值核算...

较上年同期

三、如何运用西方经济学原理知识分析目前我国的宏观经济状况？

进入21世纪，中国的经济周期。特别是2008年以来，中央把防止经济增长由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的“双防”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强调要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突出的反映出当前的中国边缘，在面临着国内国际多重压力的情况下，将从连续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实现高位稳中回落的“软着陆”。

一、中国经济仍在高位运行

2007年是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的一年，全年中国GDP为246619亿元，比上年增长11.4.53万亿美元，比上存款余额高达172534万元。2008年经济运行态势仍保持高位运行，保持了投资仍在高位平稳持续增长社会固定资产投资68402亿元，同比增长期加快0.4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5长26.8%（6月份增长29.5%），加快0.1个百分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9966亿元，增长23.2%，加快1.7个百分点。

在此期间居民消费价格（CPI）I）两大价格指数居高不下，持续冲高，2007年全年我国CPI上涨4.8％，2008上半年CPI上涨7.9%；2007年全年我国PPI上涨3.1％，2008年增长率迅速突破6.1％，随后连续4个月突破8%，整个上半年中国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7.6%，比上年同期高4.8个百分点。PPI的看出企业成本压力过重，利润空间被压缩，未来面临深层次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步传导至下游，未来CPI上行压力将进一步逐渐显现。

同时经济增长率逐步缓慢回落的趋向也日渐明显。从2008年初开始，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8年上半年国民经济数据，经初步核算，今年上半年中国GDP为130619亿元，同比增长10.4%，比去年同期回落了1.8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1800亿元，增长3.5%，回落0.增加值67419亿元，增长11.3%，回落2.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51400亿元，增长10.5%，回落1.6个百中国经济正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进行调整的过程。

二、国际经济的不

美国次级债引发的经济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美国国内的范围，开始波及全世界经济发展，并定义，连续两个季度GDP增长时为衰退，美国经济的整体正在走向衰退。而美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美国经首先就会受到很大影响，事实上，欧洲很多国家，爱尔兰、英国等也处于房地产泡沫破灭的过程中，所以也会接着出问题。现在，亚洲的日本经济也开始放缓。世界其一起动荡，其影响也已经由房地产扩展到金融业、制造业等几乎所有领域，造成了全球主要股市不断下滑和大幅振荡。这也造成了国际经济最大的不确定性，即美国经济会不会出现衰退？如果出现衰退，是温出现衰退，什么时候到谷底？是一个长谷底还是短谷底？虽然中国经济的独立一体的大环境下，摆脱次级债影响而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国必须针对次级债影响的不确定性制定相应的对策，如果处理得当，可以最大限度的消除不良影响，但如果控制不力，则有可能从一时的经济不景气走向长期的经济不振，最糟的情况甚至会陷入世界范围的长期经济衰退。

以石油为代表的国际能源价格构成了国际经济的不确定性的第二重因素。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不断攀升，从2008年初破百后已一再“再创新高”。作为石油对外依存度达50％的石油进口大国，高油价将对中国经济运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最直接的影响是进口支付的增加。根据海关总署数据计算，2008年一季度我国净进口原油4495万吨，同比增长14．9％；成品油净进口量达547万吨，同比增长31．8％。进口原油和成品油造成的贸易逆差累计近331亿美元。由于石油是基础能源产品，国际油价的持续上涨会推动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PPI）走高，并增加通胀压力。目前的国际油价已经比去年同期翻了将近一番，高油价的状况是否持续下去很难做出清晰的预判，但中国石油消费处于上升空间是不争的事实，国际油价高涨将使中国承受更大压力，能源价格走向的不确定性将成为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和因素。

三、国内宏观政策环境

中国经济中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痼疾依然存在，流动性过剩增加，资产价格泡沫膨胀，大量国际资本介入是经济运行的风险不断加大。中国经济面对经济问题的常见解决之道是宏观调控，并确实起到过抑制经济过快增长的作用，但面对可能发生的局部的或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还缺乏在经济衰退时有效拉动经济增长的经验。

面对国际经济的不确定性，中国强调要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针对当前经济发展形势，中国在宏观经济政策上的下一阶段工作重点是突出保持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积极扩大国内需求、优化经济结构、加强能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深化改革开放和高度重视改善民生六个方面。如针对高油价时期来临，应建立有利于产业机构调整的价格和财税机制，使高油价信号尽快向市场传递，推动国内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考虑当前我国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宏观调控措施的出台必须服从于宏观经济发展大局，考虑到社会各个层面的承受能力，选择时机，把握节奏，稳步推进，更好的发挥宏观政策对经济发展的调控作用。

四、中国企业的生存压力

企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力量和核心元素，面临着国际、国内的双重压力的中国企业也直接承担着更大的、更致命的生存压力，这也是中国经济现实状况的真实反映。

国家市场的动荡引起的国内原材料及能源价格持续上涨，造成企业生产成本不断攀升，利润空间被大大压缩，经济效益由好趋差，市场开始新一轮的优胜劣汰，企业面临的生产压力被不断放大；国家在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造成利率提高，信贷规模紧缩，流动资金紧张，已经开始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发生资金困难，进而造成设备更新困难、人员流动增加、生产规模减小，进而被迫裁减燃油甚至濒临破产；人民币的连续快速升值，对广东、浙江等出口型企业影响巨大，约三分之一的中国出口是输往美国的，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对美国消费能力的依赖程度很大，美元贬值使中国出口企业损失大量利润，企业竞争力下降，造成出口企业生存困难，甚至失去了基本的生存发展能力走向倒闭破产。

除非这一轮世界经济由高速发展走向衰退甚至导致潜在的经济危机的周期尽快结束，国际经济形势整体趋好的进程更早到来，否则上述因素的累加影响绝非中国企业能够在短期内很轻易的消除，中国企业面临的困境仍然难以突破，因此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五、中国经济的下行走势与“软着陆”

在国内国际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中国的宏观经济将在高位运行的基础上逐步回落，整体经济将进入下行通道，但在中国的宏观调控下，依靠中国国内巨大的市场需求和消化能力，预计2008、2009、2010年中国将以每年GDP增长同比降低0.5%的速度实现经济的“软着陆”，一方面能够有效的规避经济过热的风险，同时通过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避免宏观经济由过热变为过冷，力争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中国的宏观经济处于调整过程中，并且近期开始逐步回落，增速减缓，但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就此出现了拐点，从此下滑不止，不可逆转。中国经济整体向上的趋势并未改变，只要国际经济趋于好转，较好的克服次级债、高油价等不利因素带来的冲击，中国经济将从这一轮趋缓下行的经济发展周期中走出，有望在五年内继续开始平稳快速发展之路。

四、各项较年初平均增速

文应(某金融机构宏观研究员)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市场对稳增长有了很高的预期。在今年的工作报告中，2023年全年GDP增长目标定在5.5%左右，处于主流观点预期的5.0%-5.5%增速上限，体现了稳定经济的决心和信心。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面临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减弱”三重压力依然严峻。今年1-2月的主要经济数据尚未公布，但一些先行指标和高频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仍处于下行阶段。钢厂高炉开工率、石油沥青厂开工率、水泥厂开工率等高频生产指标基本低于2021年农历同期水平，这表明一些人寄予厚望的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并未出现明显发力迹象。高频数据显示，1-2月中国经济大概率继续探底，而2月社会融资数据明显不及预期，显示经济短期上行动力不足。在这种背景下，2023年GDP如何实现5.5%左右的相对较高增长目标？笔者认为，自2000年以来，除2014年实际GDP增长目标7.4%略低于7.5%外，其他年份均实现了增长目标。此外，2023年新增城镇劳动力就业1600万，经济急需保持一定的增速。两会闭幕后，各类稳增长政策将加快出台，形成合力，争取早日见效。首先，财政政策作为今年逆周期调节的主角，将在支出端和收入端同时发力。在支出方面，虽然与2021年相比，赤字率从3.2%左右降至2.8%左右，新增赤字从3.57万亿降至3.37万亿，但今年的财政支出强度将明显高于2021年。主要原因是各年实际财政赤字比例与预算安排有差异，可以通过调剂资金和结转结余资金来平衡。考虑到这一因素，今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6.71万亿元，比去年增加2.08万亿元，同比增长8.4%。相比之下，2021年一般公共财政支出24.63万亿元，仅比2020年多734亿，同比增长0.3%。可以看出，2023年财政支出将明显加速。收入方面，预计2023年减税退税规模将达到2.5万亿。积极的财政政策，除了各种熟悉的支出扩张，还包括收入端的减税降费。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组合式、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被多次提及，今年的工作报告做出了更为细致的安排。一是新增减税1万亿，主要惠及制造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第二，退税1.5万亿，这是之前市场没有预料到的。退还的主要是增值税留成。简单来说，企业缴纳增值税时，可抵扣的税款可能比需要缴纳的多。多出来的部分可以留着下次扣，所以叫留存。2019年4月开始试行留抵退税，即超出部分不再留到下次抵扣，而是直接返还给企业，但2019-2021年的规模会比较小。2023年，规模一下子提升到1.5万亿。这些退税虽然不是对企业的直接减税，但退税可以改善企业的现金流，促进消费投资，使企业在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维持经营。研究表明，目前中国的财政支出乘数(每单位财政支出，最终会增加多少GDP，税收乘数也一样)在0.63左右，而第二，虽然海外主要央行已步入紧缩周期，但国内结构性通胀压力不容忽视，RRR降息等全方位宽松面临制约，预计将努力扩大信贷规模，降低实体企业融资成本。宽信贷大概率将是今年全年的主基调。货币和信贷密切相关，经常被放在一起讨论。但实际上，两者差别很大。货币主要用于衡量金融体系的流动性(反映超额存款准备金的数量，反映货币市场利率的价格)，而信贷主要用于衡量实体经济的流动性(反映社会融合和信贷的数量，反映利率的价格等)。).宽信贷的时期大多对应宽货币，但在不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的情况下，有很多方法可以促进宽信贷。美联储将于3月开始加息，俄乌冲突加剧了全球通胀压力。笔者认为，中国货币政策将受到短期RRR降息的制约，但预计将通过政策组合拳促进实体融资需求的恢复。毕竟2月份的社会融资数据远没有达到预期的规模。目的是实现工作报告中“让广大市场主体感受到融资便利性提升和综合融资成本实际下降”的要求。一是引导银行增加信贷投放。今年的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扩大新增规模”。与往年的声明相比，今年的建议非常积极。笔者认为，信贷投放的重点包括制造业、小微企业、绿色融资、重大项目、房地产并购、住房等。以及MPA、首贷户等审核发放起到导向作用。其次，降低实体企业融资成本。2021年第四季度金融机构人民币一般加权平均利率为5.19%，有进一步压力下降的空间。预计通过再(银行放款后，央行向银行提供低成本资金)、降低利率和LPR之间的利差(LPR是定价的基础，利率根据客户类型和期限在LPR的基础上上调，多出来的部分就是利差这也是近年来降成本的重点)，打击高息拉低银行存款利率，从而为降低利率奠定基础。最后，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为实体企业融资时降低费用，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到“降费”。第三，产业政策的调整将减少供给侧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房地产调控将继续放松。总需求。一方面，双碳目标对2023年经济增长的制约极小。2021年三季度拉闸限电对GDP的拖累约为0.6个百分点，而多地拉闸限电的直接原因是当年上半年没有完成能耗双控的阶段性考核。2021年10月碳达峰顶层设计文件发布，今年工作报告中的相关内容，基本延续了它的思路，没有再明确2021年单位GDP能耗降幅，而是强调在“十四五”规划期内统筹考核（隐含的要求是2022-2025年平均每年下降2.9%）并适当留有弹性，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考核。2021年新增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2.9%，如果用这个比例计算，仅新增可再生能源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这一项，就可以使2023年单位GDP能耗强度降幅的考核降至0。另一方面，房地产调控政策会在因城施策框架下，更多城市继续实质性放松。房地产是中国最重要的信用加速器，没有之一。如果房地产销售没有稳，中国的信用周期也很难进入上行阶段。2月新增居民中长期首次为负，就和房地产销售低迷有关，全国百大城市2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了近四成。总的来说，2023年将GDP增速目标定在5.5%左右，彰显了稳增长的决心和信心。但从高频指标和2月金融数据看，当前中国经济仍处于下行阶段，亟需尽快部署和落实各项稳增长政策。财政政策在支出和收入两端同时发力，预计至少将拉动GDP增长1.3个百分点。货币宽松虽面临掣肘，但宽信用政策将继续加码，引导银行加大信贷投放、降低实体融资成本和减少收费。产业政策也将调整，双碳目标和绿色转型对2023年经济增长的约束极小，因此施策框架下预计将有更多城市实质性放松房地产调控。相关问答：

概述2019年我国经济发展状况,谈谈对“高质量发展”的理解

院新闻办公室于2月24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发改委秘书长丛亮，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田玉龙，财政部部长助理欧文汉，人力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游钧，商务部部长助理任洪斌，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介绍统筹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并答记者问。

本次新闻发布会上，来自六大部委的有关负责人详细介绍当前企业复工复产情况、医疗物资生产情况，以及下一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外贸政策等方面将出台的支持举措。

先看本次发布会要点：

1、当前企业复工复产已取得积极进展，大型企业相对中小企业复工复产进度快，上游行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相对下游行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进度快。

2、重点医疗物资保障企业的复工复产率比较高，五大类的医疗物资企业复工复产率、开工率有的达到或超过了100%。医用防护服日产量已达20多万套，N95口罩日产量已经达到91.9万只。

3、这次疫情防控暴露出我们在社会治理、公共卫生设施、应急能力建设、物资储备体系等领域还存在一些短板弱项。

4、继续研究出台阶段性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政策，重点支持一些行业复工复产，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进一步向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地方倾斜。扩大地方专项债券发行规模，尽快形成有效的投资。

5、我国就业局势总体稳定的基本面也没有改变。将注重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引导用人单位推迟面试、体检、签约、录取时间，帮助毕业生能顺利毕业，尽早就业。鼓励低风险地区农民工尽快返岗复工，取“点对点 一站式”的直达运输服务，实施24小时重点企业用工调度保障机制。

6、继续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通过政策利率的引导作用让整体市场利率继续下行。充分利用好已有的普惠性货币政策工具，要加大政策力度。近期，普惠金融定向降准也将进行年度动态调整，将有更多达标银行得到优惠政策支持。

7、目前监测看来开工率接近30%。当前，中小企业开工复工复产主要面临“五个难”，复工难、用工难、产业链配套难、资金支撑难、订单交付难。下一步要切实把财政金融的优惠政策落地落实。对中小微企业能够得到实惠，包括免征养老、失业、工伤、保险缴费，免收车辆通行费，包括缓缴社会保险等等，减轻中小微企业的资金压力。

8、截至2月23日，各级财政共安排疫情防控资金995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共安排255.2亿元。

央行详解何为“稳健货币政策将更加灵活适度”

官方对货币政策表述的微妙变化近日引发市场热议，按照最新定调，“稳健的货币政策将更加灵活适度”，那么，又该如何理解“更加”的含义？对此，陈雨露给出了来自央行的权威详细解释。

陈雨露表示，稳健的货币政策将更加灵活适度，主要是三大类措施要加大力度：

一是继续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通过政策利率的引导作用让整体市场利率继续下行，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二是要更大力度的运用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一方面，已经出台的3000亿专项再要继续用好，要落地，应贷尽贷，应贷快贷，目前有近千家企业已经获得了专项再，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让这项政策精准落地。另一方面，还要充分利用好已有的普惠性货币政策工具，像支农、支小再、再贴现这些货币政策工具，要加大政策力度。近期，普惠金融定向降准也将进行年度动态调整，将有更多达标银行得到优惠政策支持。

三是要更加充分地发挥好政策性金融的作用。前一阶段，三家政策性银行主动取了许多支持疫情防控的金融措施，这些措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下一步，央行会更大力度地支持三家政策性银行继续发挥作用，支持国家开发银行对制造业企业，支持进出口银行对外贸企业，支持农业发展银行对生猪生产全产业链的企业扩大融资支持。

当前，1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为1.50%，为该制度建立以来最低水平。近日，金融机构对于降低存款基准利率的呼声较多。但受通胀压力以及降息会释放过强宽松信号等影响，市场对于究竟是否该降低存款基准利率存在争议。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对券商中国记者表示，不同主体对存款基准利率调整的诉求不一样，银行希望降息以维持利差，但客观讲，考虑到当前CPI处于高位，对社会公众而言，下调存款基准利率会在短期内会利益损失；不过，另一方面看，存款基准利率的下调，可以更加激发银行下调利率的动力，从而推动经济增长，从中长期看利好整个社会。

“我个人认为，当前下调存款基准利率是两可的。但为对冲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更为关键的是要防范广义信贷的收缩。因此，当前使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紧迫性比使用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更强，基础货币投放、定向降准也就仍有空间。”伍戈称。

CF40于2月24日发布的最新宏观经济季度报告建议，从政策工具角度看，财政政策应该发挥主导作用。财政政策具有精准定向、暂时性、政策滞后时间短等特征，适用于应对疫情的一次性短期冲击。相比之下，货币政策中的总量政策工具不适合应对疫情冲击。货币政策中的总量政策工具不具备针对性，不能限定特定时间，且有较长的政策时滞，不适合用于应对疫情冲击。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

一是确保市场流动性充裕；

二是防范疫情可能对广义信贷带来的严重负面冲击；

三是力争让经济增速重回潜在经济增速。

扩大地方专项债券发行规模

财政政策方面，本次发布会上，欧文汉也对下一步如何发挥“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介绍具体政策举措。

欧文汉称，一方面，抓好已出台财政贴息大规模降费、缓缴税款等政策的执行，确保尽快落地见效。另一方面，要体现更加积极有为的取向，加大政策力度，防止经济运行滑出合理区间，防止短期冲击演变成趋势性变化。具体来说：

一是继续研究出台阶段性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政策，重点支持一些行业复工复产，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

二是要集中使用部分中央部门存量资金，统筹用于疫情防控，保障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重点支出。

三是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进一步向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地方倾斜，确保基层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

四是要扩大地方专项债券发行规模，按照“资金跟着项目走”的原则，指导地方做好项目储备和前期准备工作，尽快形成有效的投资。

CF40高级研究员张斌对券商中国记者表示，当前宏观经济运行呈现总需求水平偏低、经济增速低于潜在增速的特点，防范广义信贷收缩风险尤为重要。宽松货币政策虽有必要，但作用有限，更为关键的，是要尽快扩大债券发行规模。例如，可考虑尽快发行1万亿-1.5万亿特别国债，填补各项优惠政策和增加支出所需的资金，这是弥补收支缺口，防止广义信贷塌方和地方收支缺口次生伤害的关键保障。

“发行特别国债可增加全社会的广义信贷，弥补疫情阶段的商业下降，有助于保持广义信贷增长的基本稳定。凭借信用发行低成本、长周期的特别国债是为收支缺口融资的最佳方式。”张斌称，需要汲取过去经济刺激方案的教训，收支缺口不能让地方从商业金融机构融资，这样做其实是放弃了利用信用低成本融资的优势，不仅融资成本更高，而且可能给金融机构留下大量不良资产，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收支缺口不能让企业买单，这样做没有起到帮助居民和企业部门渡过难关的政策初衷。

不过，伍戈、张斌也表示，考虑到发行特别国债所涉及的法律程序相对繁琐复杂，当前扩大地方专项债发行规模也不失为一种更为现实的方法。

介绍企业复工复产最新进展

当前，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分类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同等重要。丛亮透露，当前企业复工复产已取得积极进展，大型企业相对中小企业复工复产进度快，上游行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相对下游行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进度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率逐步提高，其中浙江已超过90%，江苏、山东、福建、辽宁、广东、江西已超过70%。特别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领域企业正在加快复工复产，相关企业正在加班加点、开足马力生产，口罩企业产能利用率已达到110%。

不过，丛亮坦言，这次疫情确实对我国经济运行带来了较大冲击，从开始对春节期消费和相关服务业的影响，到后来迟滞企业复工复产，一些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生产经营遇到了较大困难。

因此，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将分区分级有序推动企业复工复产，使人流、物流、资金流有序转动起来，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继续研究出台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措施，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积极扩大国内有效需求，促进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

二是抓好已出台应急政策措施落地实施。加大对重点行业和中小企业帮扶力度，落实好减税降费、金融服务、减免租金和稳岗补贴等各项政策等。

三是抓好补短板、强弱项各项工作。 这次疫情防控暴露出一些领域存在的短板弱项，必须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以更大力度、更加精准地加以补齐。这些既是扩内需、促发展的新机遇，有利于培育和壮大新的经济增长点，更关键的是将为我国未来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这次疫情防控暴露出我们在社会治理、公共卫生设施、应急能力建设、物资储备体系等领域还存在一些短板弱项。短板就是下一步投资增长潜力所在，就是发展空间所在。我们将以更大力度、更加精准地补短板、强弱项，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同时，继续加强经济监测预测预警和政策预研储备。”丛亮称。

六大举措稳外贸

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外贸一直受到普遍关注。外贸企业除了面临国内企业的共性问题之外，还面临着接单难、履约难、国际物流不畅、贸易壁垒增多等诸多外部因素，两方面问题叠加，使外贸的形势更加复杂严峻。

对此，为帮助企业复工复产，保订单、保履约、保市场，商务部出台了应对疫情“稳外贸稳外资促消费”20条政策。据任鸿斌透露，下一步，商务部将全力稳住外贸基本盘，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进一步丰富政策工具箱。重点在出口退税、贸易融资、出口信保、贸易便利化等方面加大力度。

二是进一步优化国际市场布局。对“一带一路”沿线的重点市场实行一国一策，促进贸易畅通。

三是更加精准帮扶企业。总结推广各地复工复产，稳定供应链的好做法、好经验，提供法律援助，最大限度的减少企业的损失。

四是支持跨境电商、市场购等外贸新业态快速发展，加快国际营销网络的建设。

五是深化对外开放，积极扩大进口。精心办好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建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

六是加强同经贸伙伴的沟通协调，呼吁世贸组织成员尽快解除不必要的限制措施，营造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健康发展。

N95口罩日产量已近92万

随着企业陆续复工复产，重点医疗物资供求的紧张局面得到一定缓解。据田玉龙介绍，目前重点医疗物资保障企业的复工复产率比较高，五大类的医疗物资企业复工复产率、开工率有的达到或超过了100%，取了边保供边复产边扩产的举措，医疗物资的产能不断释放，湖北一线医护人员所需要的重点医疗物资得到了基本保障。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总工程师田玉龙（徐想 摄）

医用防护服产能供应方面，1月28日的日产量还不到1万套，到目前为止，日产量已经达到了20多万套。生产企业刚开始不到20家，现在扩产转产达到了50多家，全力开工，还有近百家已经陆续获得新的资质，正在陆续开工。医用防护服保供湖北的数量已经超过了200多万件，不仅有力保障了一线的需要，而且还统筹兼顾了北京和全国其他疫情比较重的地方对于防护服的急需。

隔离衣生产规模比较大，保障力度也比较大，我们现在保湖北武汉一线达到了70多万件，还有医用隔离眼罩、面罩，日产量达到4万件。消杀用品方面，企业复工率也比较高，现在超过了80%以上。

口罩生产方面，2月22日N95日产量已经达到91.9万只，这是2月1日的8.6倍。2月份以来，通过国家的统一调度，从N95口罩生产的省份调度了330万只口罩，重点是保障湖北武汉，其他包括北京和其他地方没有N95生产能力的地区，其中调往武汉的医用N95口罩268万只，近期每天的调度量也都在15万只以上，加上武汉本地的生产，每天可以供应医用N95口罩30万只以上，完全能够保障6万多一线医护人员的防护需要。

形势异常严峻，机遇千载难逢——点评3月PMI

对高质量发展的理解如下：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做好今年的经济工作，十分重要。从今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看，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保持在合理区间，市场信心明显提升，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实施，改革开放继续有力推进。

在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开局良好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全年经济工作，需紧紧围绕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好今年《工作报告》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谋划与部署，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打下决定性基础。

一、充分认识我国经济长期向好趋势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基础

2018年，我国面临三方面严峻挑战。首先是深刻变化的外部环境，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其次是经济转型阵痛凸显，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再次是两难多难问题增多，要实现多重目标、完成多项任务、处理多种关系，政策选择和工作难度加大。

尽管如此，我国经济仍然在高基数上达到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2019年，我们面临的外部环境仍不乐观。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下调全球经济增长展望，把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测值降为3.5%。

与此同时，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加剧，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外部输入性风险上升。尽管如此，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长期向好趋势没有也不会改变。这表现在：

我国经济拥有足够的韧性。2018年在大幅度压减工业产能和严格环保督察的环境下，工业增加值突破30万亿元。在国内结构性去杠杆以及融资环境收紧的情况下，企业经济效益继续提高。2018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66351亿元，比上年增长10.3％。

同时，受服务业需求持续扩大以及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服务业经营利润同样保持快速增长，全年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11.4％，营业利润增长6.5％。我国经济具有巨大的潜力。我国经济的需求结构发生重大调整，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2018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76.2％。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看，未来几年我国商品零售规模有望突破4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零售市场。我国经济不断迸发创新活力。2018年研发（R＆D）经费支出19657亿元，比上年增长11.6％。

2018年日均新设企业超过1.8万户，市场主体总量超过1亿户。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轨道交通装备等产业快速发展，产业规模位居世界前列，发展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

二、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基础

在经济运行层面，我们面临新老矛盾交织，周期性、结构性问题叠加的双重风险。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在宏观调控上，推出调结构、防风险的政策措施要把握好节奏和力度。为此，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度加大需求调控力度。

特别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但是，这些逆周期的宏观调控措施，决不意味着“大水漫灌”，更不意味着宏观政策导向的根本转变。2019年乃至更长远的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宏观调控的基本政策取向都将遵循“五个坚持”。

1、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进一步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

2、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出台更有效的措施，继续推动生动实践。

3、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既要体现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上，还要体现在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强污染防治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

4、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更多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同时要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坚持结构性去杠杆，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处理好地方债务风险。

5、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这就要求我们继续坚持和完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一方面要使国有企业通过改革创新强身健体，不断增强发展活力和核心竞争力。

另一方面要下大气力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促进民营经济更好发展。同时要在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中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赋予微观主体更大活力。

三、促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

今年的《工作报告》部署了10项工作任务，每项任务都很重要。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看，关键一环是要促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促进新旧动能转换要立足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的基本途径是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提高制造业服务化水平。

其基本规律大致包含以下三点：一是价值链上的横向升级。由制造环节向上游延伸，向研发、设计、创意、标准环节推进，如轨道交通装备产业；由制造环节向下游延伸，向品牌、渠道、物流、服务环节推进，如家用电器产业。二是价值链网络上的纵向升级。

要使从事制造环节的企业由模块供应商上升为系统集成商，如高端船舶、重大技术装备产业。三是价值整合层面的创新。这主要包括制造业的信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促进新旧动能转换需要超前布局新兴产业。深化大数据、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

发展高端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集群，壮大数字经济。应该看到，以数据为关键投入要素的数字经济将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对此，要加大投入，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还要看到，智能制造成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趋势，自动驾驶是智能制造最具商用前景的领域之一。我们需要着眼这些新兴产业，提前进行布局，为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积聚力量。

促进新旧动能转换需要改革攻坚。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更多集中于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上。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不优是当前发展不充分的主要表现，引入市场机制能有效解决供给不足、不优等问题。

公共品既具有不同程度的性，也具有不同程度的商品性，应恰当分类、区别对待、具体施策；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缓解投入资金的不足。这些特殊产业也带有普惠性特征，引入市场机制后不能以盈利为唯一目的，但需要解决投资回报和企业发展的商业利益问题。

促进新旧动能转换需要解决好知识经验短缺和资本积聚不足的问题。当前，不少中小企业感到忧虑和困惑，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新形势下，要依靠新动能发展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新产业，就超出了以往的知识和经验，以至于一些企业不知从何着手。

还要看到，一些新产业需要的投资较大、需要的技术较高，大量中小企业缺乏相应的投资和运营能力。因此，促进新旧动能转换，需要激发全社会对新知识的学习热情，推动新技能的普及，同时探索社会资本积聚的新模式。

文：恒大研究院 任泽平 熊柴 华炎雪

实习生李晓桐对本文有贡献

中国3月官方制造业PMI为52%，预期42.5%，前值35.7%。非制造业PMI为52.3%，前值29.6%。

解读

1 、复工复产加快，但内外需皆弱，扩大内需是当务之急

本次疫情影响幅度已超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 截止3月31日全球累计确诊数超80万；中国疫情在2月下旬基本控制，但海外疫情2月下旬开始爆发，美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法国等成重灾区，且尚未看到拐点。有的流行病专家预测全球疫情将在6月结束，但也有专家认为会跨年。如果疫情在夏季控制，是比较乐观的估计，造成的损害相对可控；但如果持续到年底甚至明年初，全球经济衰退程度将十分惨烈，倒闭潮和失业潮风险较大。

疫情大流行一度引发全球流动性危机，深度经济衰退难以避免，美欧推出大规模刺激，力度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欧美经济衰退将通过外需、产业链、资本流动、金融市场、疫情输入、交叉感染等渠道对中国进行传导。 2月19日至3月20日美英法德股市累计下跌均超30%，美股10天内四次熔断，债券也遭抛售。流动性危机通常是金融危机的前兆。在此背景下，美联储3月15日紧急降息至“零利率”并推出7000亿美元量化宽松（QE），3月23日推出“无限量QE”，3月27日特朗普签署“2万亿”经济刺激法案。欧洲央行3月12日宣布增加1200亿欧元资产购买，3月18日追加7500亿欧元；英国3月17日宣布3300亿英镑担保、提供200亿英镑支持小企业，德国3月23日通过1.2万亿欧元经济刺激。

中国1-2月控制疫情、2-3月恢复生产，从PMI指数计算方法看 ，PMI指数=“增加”选项的百分比+“持平”选项的百分比×0.5，因此 3月PMI大幅回升仅反映经济活动较2月快速恢复。从同比看，经济活动远未恢复到正常水平。 2月中下旬以来经济活动快速恢复。根据官方数据，截至3月28日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开工率98.5%，3月29日中小企业复工率为76.8%。从高频数据看，3月六大电厂日均耗煤量恢复至去年农历同期的80.8%；3月30日全国返城率81.6%、累计返岗率70.5%（中国联通智慧足迹），城市拥堵延时指数恢复至去年农历同期的约82%（高德数据）。在此背景下，3月制造业、非制造业PMI分别大幅回升至52%、52.3%，分别较2月上升16.3、22.7个百分点。

具体看，3月PMI数据反映了当前经济形势的五大特点：1）需求恢复弱于生产，内外需皆弱且外需更差；2）价格持续下跌，经济通缩明显；3）企业预期环比改善，但库存积压；4）大中小企业均环比改善，但中小企业更困难；5）服务业恢复弱于制造业，建筑业恢复较快。

复工不完全等于复产，疫情冲击导致当前同时面临内外需下滑，特别是生活业、出口型企业。 比如，根据美团研究院报告，截至3月9日仅34.6%的商户正常营业，但其中 超过85%的商户营业额不到去年同期的10% ；受海外疫情冲击，当前 出口企业面临订单被取消、减产、裁员等困境 。在就业方面，2月城镇调查失业率攀至6.2%的新高，3月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PMI从业人员指数分别为50.9%、46.7%和53.1%，服务业就业仍在收缩。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总需求不足，327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扩大内需，启动“新”一轮基建，货币政策适度宽松，防止出现大规模倒闭潮、失业潮。我们旗帜鲜明倡议“新基建”（2月28日发布《是该启动“新”一轮基建了》），短期有助于扩大需求、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有助于扩大有效供给，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改善民生。

不同于事后解释的学院派，我们一直追求前瞻性的实战经济学。2019年提出“拿掉猪以后都是通缩”“该降息了”，引起较大争论，但随后被货币政策降息降准所验证。2019年下半面对市场上流行的“经济企稳”“库存周期复苏”观点，提出“要充分估计当前经济形势的严峻性”“经济企稳的基础不牢固”。2020年2月下旬提出“是该启动‘新’一轮基建了”，引发市场大讨论，随后被形势演化所验证。

2、虽然国内外形势异常严峻，但我们正面临千载难逢的 历史 性机遇。

危中有机：

1）在国际市场购买石油、欧美高 科技 公司股票、天然气等，现在都打折出售，可以通过主权财富基金，也可以通过企业并购，同时帮助受疫情冲击的国家和企业渡过难关。

2）2018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新基建，但是2019年初经济小阳春，宏观经济环境不具备大规模启动。2020年受疫情全球大流行和欧美经济衰退影响，中国经济大幅低于潜在增长率，启动以新基建为核心的积极财政政策，基础设施补短板，有助于扩大短期有效需求和长期有效供给。而且现在搞基建成本低，大宗商品价格大跌，还有利于带动就业。

3）帮助受疫情冲击大的意大利、德国、西班牙、伊朗、韩国、美国等，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口罩、酒精等制造生产国，随着国内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可以适当出口相关物资，加大宣传，赢得国际人心，疫情的马歇尔。

4）加快应急医疗、医疗体制、 社会 治理、减税降费、多层次资本市场等方面改革，比较容易形成共识，阻力最小方向的改革。

5）不卷入到是非之中，不卷入到地缘冲突，为国家发展争取战略机遇和时间窗口。

3 、需求恢复弱于生产，内外需皆弱且外需更差

3月制造业PMI 52%，较上月大幅回升16.3个百分点。 分行业来看，21个制造业行业均有不同程度回升。其中，新动能恢复较快，高技术制造业PMI高于总体。从重点领域看，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PMI为55.8%、54.5%和52.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PMI高于制造业总体3.8个百分点。

需求恢复弱于生产，内外需皆弱，海外疫情持续发酵冲击中国出口。 3月PMI生产指数为54.1%，较上月大幅回升26.3个百分点。新订单和新出口订单指数分别为52.0%和46.4%，分别较上月回升22.7和17.7个百分点。

外需疲软，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增长动能趋弱，叠加海外疫情冲击。3月美国Markit制造业PMI为49.2%，较上月下滑1.5个百分点，重回荣枯线下；欧元区PMI为44.8%，较上月大幅下滑4.4个百分点；欧洲经济火车头德国制造业PMI为45.7%，较上月下滑2.3个百分点。

进口指数48.4%，较上月上升16.5个百分点，连续21个月处于荣枯线下，表明内需疲软。

4 、价格持续下跌，通缩风险加剧

3月出厂价格指数为43.8%，较上月下滑0.5个百分点 ；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45.5%，较上月下滑5.9个百分点。出厂价格和原材料价格指数差值从2月的-7.1个百分点收窄至3月的-1.7个百分点，表明中下游企业盈利压力较2月有好转，但价格下跌致企业名义利润增长持续承压。

近期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暴跌，通缩风险加剧。 近期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美国在石油问题上三方角力，叠加疫情冲击全球恐慌情绪，国际油价暴跌。3月布伦特原油均价环比-40.0%，南华工业品价格环比-7.5%，螺纹钢环比-7.8%。

5 、企业预期环比改善，但产成品库存积压

3月生产经营预期指数为54.4%，较上月上升12.6个百分点；购量指数52.7%，较上月上升23.4个百分点。3月原材料库存指数49%，较上月上升15.1个百分点，表明因物流逐渐畅通、前期原材料短缺现象缓解；产成品库存49.1%，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反映需求虽有好转但仍然疲弱。同时经济动能（新订单-产成品库存）指数较上月回升19.7个百分点。

自疫情爆发以来，中国财政货币双发力，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和实施力度。

货币政策方面， 3月1日，银保监会发文，对于2020年1月25日以来到期的困难中小微企业，给予企业一定期限的延期付息安排；付息日期最长可延至2020年6月30日。3月13日，央行决定于3月16日对达到标准的银行定向降准0.5-1个百分点，对符合条件的股份行额外定向降准1个百分点，共释放5500亿元。3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引导市场利率下行，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要充分发挥再再贴现、延期还本付息等金融政策的牵引带动作用，疏通传导机制，缓解融资难融资贵，为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精准金融服务”。3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7天期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2.20%，此前为2.40%，降低20BP。

财政政策方面， 3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增加地方专项债券规模，引导市场利率下行，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要落实好各项减税降费政策，加快地方专项债发行和使用。”据国家税务总局，3月申报纳税期限依法延长至3月23日，到期后仍处于疫情防控一级响应的地区，相关省税务局还可以依法再适当延长纳税申报期限，进一步帮助企业缓解资金压力。

6 、大中小企业均有改善，但中小企业更困难

大型企业在生产、需求以及经营预期方面均好于中小型企业。 3月大中小型企业PMI指数分别为52.6%、51.5%和50.9%，较上月分别回升16.3、16.0和16.8个百分点，均在荣枯线上。从生产来看，大中小型企业指数分别55.3%、53.5%和51.6%，分别较上月上升27.0、25.4和25.5个百分点。从需求来看，大中小型企业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3.2%、51.4%和49.7%，分别较上月上升23、22.1和22.9个百分点；大中小型企业新出口订单指数47.3%、44.2%和46.3%，分别较上月上升17.8、18.1和15.3个百分点。从经营预期看，大中小型企业生产经营预期分别为55.5%、52.5%和54%，分别较上月上升11.2、12.5和16.6个百分点。

7 、服务业恢复弱于制造业，建筑业恢复较快

3月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52.3%，较上月回升22.7个百分点；新订单和新出口订单分别为49.2%和38.6%，分别较上月上升22.7和11.8个百分点，处于荣枯线下，反映非制造业新订单、新出口订单减少程度较上月放缓。

服务业恢复弱于制造业，生活型服务业更为困难。 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1.8%，比上月回升21.7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除证券行业外，其他行业均有不同程度回升。1）交通运输、零售、银行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相对较高。2）生活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低于服务业总体指数1.6个百分点，住宿餐饮、 旅游 、居民服务、文化 体育 等行业受疫情影响较大。美团调研报告显示，截至3月9日，65.4%的综合商户处于暂停营业状态，仅34.6%的商户正常营业，复工的商户营业状况不佳，74.5%的商户几乎没有交易，11.5%的商户的营业额是2019年同期的10%及以下，5.5%的商户的营业额是2019年同期的11%-30%。只有1.3%的商户的营业额与2019年同期持平，0.4%的商户的营业额超过2019年同期水平。

建筑业恢复较快，反映复工进展和基建预期。 建筑业商务活动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5.1%、48.4%，分别较上月上升28.5、24.6个百分点。从劳动力需求和市场预期看，建筑业从业人员指数和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分别为53.1%和59.9%，比上月回升20.8和18.1个百分点，企业复工人数环比增长，信心有所恢复。2019年11月27日，财政部提前下达2020年部分地方新增专项债务限额1万亿元。2020年2月11日，财政部再次下达新增地方债务限额8480亿元，2020年3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到“增发特别国债和地方专项债”，将主要用于基建和减税。随着专项债发行到位，大型项目复工加速，二季度将迎来基建施工高峰。